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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之间,孙郁谈古文化因子和民间因子

时间:2012-01-29 15:30来源:半壁江原创中文网 作者:孙郁 点击:
1 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著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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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著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那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并被告知不得外露。那年代胡适的书是被禁的,在我来说,初次的接触也有偷窥的忐忑。但那一次阅读,改变了我对“五四”文化人的印象,看到那么多整理国故的文章,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深味国学的一族。后来接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的著作,吸引我的,不都是白话文的篇什,还有古诗文里的奇气,及他们深染在周秦汉唐间的古风。足迹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代,遂有了历史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后,不太易见到这样的文人和作家,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亲近那些远去的人物,没有旧学的根底,大概是不行的。
  
  而不幸,我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根底。我意识到知识结构存有残缺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候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才知道其文字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把失去的旧绪召唤到自己的文本里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所经历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乃封建余孽,没有新意。这看法今天看来并非都错,可是不了解传统,大概也会生出问题。而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意味,对他的小说不是拖累,倒成了积极的因素。那时候流行的理论无法说清这些,但隐隐地知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问题。也由于此,我忽然有了沮丧的感觉。好像搭错了车,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知识恶补的时代。还记得集中阅读周作人的时候,曾被他沉潜在文字里的绅士气与鬼气所打动。我也奇怪,何以被这位潦倒的文人所吸引,好似内心沉睡的因子被唤醒了。难道自己的深处也有消极的欲求不是?而那时候也暗自发现,我的心里的确藏有对旧人物的亲密感。那些时隐时现、时续时断的情思,或许是自己渐渐亲近书斋的原因?我曾把这个看法告诉给汪曾祺,他笑了笑,说道:对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也是很留意的。
  
  于是便对百年间文化史的另一面有了兴趣。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时候,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这很像人们的喜读野史,在正襟危坐的文本里,其实没有真的人生。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浓,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老气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革命几乎成了时髦的话题。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新代旧,新旧交替,在我们的国度里一直是道复杂的景观。革命的人,多是从旧营垒来的。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激进主义固然是域外文明的一种,而我们传统中的因子有类似的倾向,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早期搞文化革命的人,旧学的基础差不多都好。陈独秀那样的激烈反旧学的斗士,模仿俄苏与法国的革命理论,都有点皮毛,而文章的气象,似乎是六朝的,有韩愈的影子也说不定。至于胡适,就把“五四”的求实精神与乾嘉学派联系起来,也并非没有道理。1921年之后,《新青年》分化,在孤独的路上前行的不多,鲁迅、陈独秀还保持着进击的激情,而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则向士大夫的一面靠拢了。他们虽然也写白话文,情调却在魏晋与明清之间,精神与许多白话作家是隔膜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革命的前沿,那些新事物的迎接者,文章不都是新的,行文间也不免旧文人的习气。他们在最时髦的新世界里,表达方式还在清末的时期。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会后他访问了俄、法、德、荷、比、丹等十国,可谓是浪漫之旅。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诗文。看不到多少共产党人的严肃的面孔,倒有点古代读书人的样子,趣味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同时代的毛泽东、陈毅、朱德的墨迹,儒生的气息不是没有,只是造反者的气象更浓罢了。他们在乌托邦的梦想里,还残留着孔老夫子的习气。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
  
  至于新文学家的写作,更带有这样的多面性,其面孔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对旧传统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东西就攻击之,喜欢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就后者来说,他们是通过借用旧学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审美观的。后来的京派文学,其实就是这样延伸下来的。
  
  旧学的经验,触发了新文化的发生是无疑的,虽然这在其间究竟占多大成分还不好说。可以说,它是现代新精神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中,不忘对旧体诗的研究,对文言文也有心得。朱自清授课的内容是古代文学,精神就是有历史的厚重了。闻一多后来一心研究神话与诗经楚辞,都是在寻找我们民族内心核心的存在。他们知道,在新文人那里,有旧有的遗存,不是什么都没有价值的。
  
  当知道那些弄新文学的人多是旧学问的专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与解释,似乎少了什么。对他们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的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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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伊始,鲁迅介绍郁达夫加入左联,遭到一些青年的反对。原因是过于旧式的才子气,非革命者也。鲁迅觉得旧式的才子气没有什么不好,有真性情与现实精神那才是可贵的。鲁迅自己,就中过老庄、韩非子的毒,嵇康、阮籍的调子也含在其间。革命固然有外来思想的侵扰,而土大夫的不羁的忧患意识则生根于读书人的世界。我们说鲁迅也有骚人的慷慨激昂,那也不错的。
  
  顺着那段历史看下来,总有意外的收获。我注意到郁达夫的文章,在他大谈无产者的文学的时候,不都是俄国式的忧郁不满,还有明清文人的洒脱。他的小说很好,散文亦佳。这是别人不及的。可是他的旧体诗,成绩更高,古人的积习很深,空灵、凄婉的意境让人心动。在革命的时代,还藏有旧文人的积习,正是那个时代文化驳杂的一个例证。
  
  郁达夫的旧体诗是自然的,有沉郁儒雅的哀凉在。哀伤有哀伤的韵致,奔放有奔放的激情。有唐诗的清丽,也含明人的聪慧。没有一点老气,反显得极为年轻和清秀。他自己说,现代人应写新诗为主,但旧体诗也不是没有价值,恐怕一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给传统的审美留下一条路来。在白话文八股化的时候,也可能补救文坛的单调吧。
  
  郁达夫说: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向走,不要向纤丽的方面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予些鼓励与刺激……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郁达夫诗词集》3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郁达夫的理解,不管社会如何进化,旧的审美总有一席之地。那是二三十年代,大众的革命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的判断,总有些代表性。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阿英后来都保留了旧文人的雅兴,只是那时候他们的话语在激进的世界流淌,旧文人的积习变为小道,遂不被世人关注了。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查看现代史,这样的一新一旧的文人和作家很多。冯沅君的小说在“五四”后颇受欢迎,可是她最引人的作品是《中国诗史》,那是世人公认的。在冯沅君那里,新文学的激情和旧式学问的关系如何,是个可琢磨的话题。这里的转换、内在的机制如何真的有趣。像废名那样的人,一面研究写白话小说,一面大谈六朝文学,并从六朝文学中找自己的话题,的确是有趣的。没有旧式文学的参照,新文学也建立不起来,这是一个不刊之论。至于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人与旧学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多年来我一直注意一位早逝的老人顾随。他的白话小说是有特点的,对艺术的理解也有天分。可是后来只研究旧诗词,写作呢,也是渐渐与白话文没有关系了。我读他的旧体诗,很有意思,有唐人之风,诗句苍凉者为多,比许多文人的弄烂古文是好的。他的解析古诗词的文章,才华横溢,鉴赏水准不在王国维之下,有的甚至高于前者。我想,他的不凡,大概也是借鉴了古人的智慧,又参之西洋的学术。不是站在古人的角度去写古人,而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使用古文,那就与晚清的文学不同了。
  
  其实,按照李陀的理解,新文学作家中是有一批老白话作品的。这是从鸳鸯蝴蝶派作品发展而来的群落。周作人、废名那些人继承了一点余绪,到了张爱玲那里,发展得有些丰厚,带有暮色里的凝重了。在这些作家作品里,有旧时才子的腔调,古诗文的声音流转,学来了唐宋人的步履,又加之洋人的外表,遂衣带飘洒,有脱俗之气。问题是有时过于隐曲、古奥,便不被理解,很少进入文学史的话题里的。
  
  “五四”后的学者的文字处于新旧之间,这些人的论文与随笔,最好地表现了旧学与新学之关系。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就是这样的文体。他们的意识是新的,但作文的办法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人体,把士大夫的趣味也含在其间。典型的是周作人,喜欢以明人的笔法为文,章法上也有他所译的希腊与日本文章的逻辑性,以主情缘志为主,东方的感觉和性灵都有,是别开新路的。
  
  像鲁迅这样的人,在新文化的大本营里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用文言。谈对小说的感觉都是《文心雕龙》的传统,没有勃兰兑斯的笔法,连他欣赏的厨川白村的理论方式也没有,真的是士大夫的语态。他对《红楼梦》的看法,就很带诗话的意韵,连审美的态度都是东方的,绝不是洋人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手段,是旧习气的延续,他似乎觉得,不这样表达是有问题的。后来在厦门大学讲课,写下的《汉文学史纲要》,也是沿袭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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