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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代人与学问的路很远，书读得有限。想起自己的读书生活，空白点多多，至今还是浅薄得很。比如近代史吧，很晚才知道一点真实的遗存。“文革”期间只晓得一点革命史，非革命的文化著述几乎都被烧掉了。七十年代初因为偶然的机会读到《胡适文存》，显得神秘，那是在一个同学家里，并被告知不得外露。那年代胡适的书是被禁的，在我来说，初次的接触也有偷窥的忐忑。但那一次阅读，改变了我对“五四”文化人的印象，看到那么多整理国故的文章，才知道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乃深味国学的一族。后来接触鲁迅、陈独秀、周作人的著作，吸引我的，不都是白话文的篇什，还有古诗文里的奇气，及他们深染在周秦汉唐间的古风。足迹一半在过去，一半在现代，遂有了历史的一道奇观。奇怪的是，我们在五十年代后，不太易见到这样的文人和作家，一切仿佛都消失了。亲近那些远去的人物，没有旧学的根底，大概是不行的。
　　
　　而不幸，我们这代人，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根底。我意识到知识结构存有残缺的时候，是八十年代。那时候阅读汪曾祺的作品，才知道其文字何以具有魅力的原因。因为他把失去的旧绪召唤到自己的文本里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已经十分陌生。我所经历的教育理念是，传统乃封建余孽，没有新意。这看法今天看来并非都错，可是不了解传统，大概也会生出问题。而汪曾祺身上的士大夫意味，对他的小说不是拖累，倒成了积极的因素。那时候流行的理论无法说清这些，但隐隐地知道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问题。也由于此，我忽然有了沮丧的感觉。好像搭错了车，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感觉，到了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没有消失。
　　
　　八十年代对我来说是知识恶补的时代。还记得集中阅读周作人的时候，曾被他沉潜在文字里的绅士气与鬼气所打动。我也奇怪，何以被这位潦倒的文人所吸引，好似内心沉睡的因子被唤醒了。难道自己的深处也有消极的欲求不是？而那时候也暗自发现，我的心里的确藏有对旧人物的亲密感。那些时隐时现、时续时断的情思，或许是自己渐渐亲近书斋的原因？我曾把这个看法告诉给汪曾祺，他笑了笑，说道：对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也是很留意的。
　　
　　于是便对百年间文化史的另一面有了兴趣。在驻足于各类文本的时候，其实更愿意看的是作家的尺牍、旧诗与题跋之属。那里可能看到人的更直接的、隐秘的存在。这很像人们的喜读野史，在正襟危坐的文本里，其实没有真的人生。越到中年，这种感觉越浓，也许自己真的有些老气了。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入现代世界的脚步越来越快，革命几乎成了时髦的话题。其实这样的态势，早在孙中山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以新代旧，新旧交替，在我们的国度里一直是道复杂的景观。革命的人，多是从旧营垒来的。因为深味传统的弊病，才有了摧枯拉朽的渴望。激进主义固然是域外文明的一种，而我们传统中的因子有类似的倾向，也是不能不看到的。
　　
　　早期搞文化革命的人，旧学的基础差不多都好。陈独秀那样的激烈反旧学的斗士，模仿俄苏与法国的革命理论，都有点皮毛，而文章的气象，似乎是六朝的，有韩愈的影子也说不定。至于胡适，就把“五四”的求实精神与乾嘉学派联系起来，也并非没有道理。1921年之后，《新青年》分化，在孤独的路上前行的不多，鲁迅、陈独秀还保持着进击的激情，而周作人、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则向士大夫的一面靠拢了。他们虽然也写白话文，情调却在魏晋与明清之间，精神与许多白话作家是隔膜的。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革命的前沿，那些新事物的迎接者，文章不都是新的，行文间也不免旧文人的习气。他们在最时髦的新世界里，表达方式还在清末的时期。1924年，罗章龙与陈独秀、李大钊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会后他访问了俄、法、德、荷、比、丹等十国，可谓是浪漫之旅。所到之处，都留下一些诗文。看不到多少共产党人的严肃的面孔，倒有点古代读书人的样子，趣味似乎和马克思主义无关。同时代的毛泽东、陈毅、朱德的墨迹，儒生的气息不是没有，只是造反者的气象更浓罢了。他们在乌托邦的梦想里，还残留着孔老夫子的习气。反传统的人其实是站在传统的基点开始起航的。
　　
　　至于新文学家的写作，更带有这样的多面性，其面孔也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简单。他们对旧传统有自己的看法，不喜欢的东西就攻击之，喜欢的也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就后者来说，他们是通过借用旧学的经验来确定自己的审美观的。后来的京派文学，其实就是这样延伸下来的。
　　
　　旧学的经验，触发了新文化的发生是无疑的，虽然这在其间究竟占多大成分还不好说。可以说，它是现代新精神可以借用的思想资源。胡适在白话文的提倡中，不忘对旧体诗的研究，对文言文也有心得。朱自清授课的内容是古代文学，精神就是有历史的厚重了。闻一多后来一心研究神话与诗经楚辞，都是在寻找我们民族内心核心的存在。他们知道，在新文人那里，有旧有的遗存，不是什么都没有价值的。
　　
　　当知道那些弄新文学的人多是旧学问的专家时，我才知道，我们对新文学的发生与解释，似乎少了什么。对他们的另一面，我们知道的真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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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伊始，鲁迅介绍郁达夫加入左联，遭到一些青年的反对。原因是过于旧式的才子气，非革命者也。鲁迅觉得旧式的才子气没有什么不好，有真性情与现实精神那才是可贵的。鲁迅自己，就中过老庄、韩非子的毒，嵇康、阮籍的调子也含在其间。革命固然有外来思想的侵扰，而土大夫的不羁的忧患意识则生根于读书人的世界。我们说鲁迅也有骚人的慷慨激昂，那也不错的。
　　
　　顺着那段历史看下来，总有意外的收获。我注意到郁达夫的文章，在他大谈无产者的文学的时候，不都是俄国式的忧郁不满，还有明清文人的洒脱。他的小说很好，散文亦佳。这是别人不及的。可是他的旧体诗，成绩更高，古人的积习很深，空灵、凄婉的意境让人心动。在革命的时代，还藏有旧文人的积习，正是那个时代文化驳杂的一个例证。
　　
　　郁达夫的旧体诗是自然的，有沉郁儒雅的哀凉在。哀伤有哀伤的韵致，奔放有奔放的激情。有唐诗的清丽，也含明人的聪慧。没有一点老气，反显得极为年轻和清秀。他自己说，现代人应写新诗为主，但旧体诗也不是没有价值，恐怕一时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这就给传统的审美留下一条路来。在白话文八股化的时候，也可能补救文坛的单调吧。
　　
　　郁达夫说：
　　
　　至于新诗的将来呢，我以为一定很有希望，但须向粗大的方向走，不要向纤丽的方面钻才对。亚伦坡的鬼气阴森的诗律，原是可爱的，但霍脱曼的大道之歌，对于新解放的民族，一定更能给予些鼓励与刺激……
　　
　　中国的旧诗，限制虽则繁多，规律虽则谨严，历史是不会中断的。过去的成绩，就是所谓遗产，当然是大家所乐为接受的，可以不必再说；到了将来，只教中国的文字不改变，我想着着洋装，喝着白兰地的摩登少年，也必定要哼哼唧唧地唱些五个字或七个字的诗句来消遣，原因是因为音乐的分子，在旧诗里为独厚。
　　
　　——《郁达夫诗词集》32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按照郁达夫的理解，不管社会如何进化，旧的审美总有一席之地。那是二三十年代，大众的革命文学还没有兴起。他的判断，总有些代表性。郭沫若、茅盾、郑振铎、阿英后来都保留了旧文人的雅兴，只是那时候他们的话语在激进的世界流淌，旧文人的积习变为小道，遂不被世人关注了。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我们查看现代史，这样的一新一旧的文人和作家很多。冯沅君的小说在“五四”后颇受欢迎，可是她最引人的作品是《中国诗史》，那是世人公认的。在冯沅君那里，新文学的激情和旧式学问的关系如何，是个可琢磨的话题。这里的转换、内在的机制如何真的有趣。像废名那样的人，一面研究写白话小说，一面大谈六朝文学，并从六朝文学中找自己的话题，的确是有趣的。没有旧式文学的参照，新文学也建立不起来，这是一个不刊之论。至于周作人、俞平伯、废名等人与旧学的关系，那就更不用说了。
　　
　　多年来我一直注意一位早逝的老人顾随。他的白话小说是有特点的，对艺术的理解也有天分。可是后来只研究旧诗词，写作呢，也是渐渐与白话文没有关系了。我读他的旧体诗，很有意思，有唐人之风，诗句苍凉者为多，比许多文人的弄烂古文是好的。他的解析古诗词的文章，才华横溢，鉴赏水准不在王国维之下，有的甚至高于前者。我想，他的不凡，大概也是借鉴了古人的智慧，又参之西洋的学术。不是站在古人的角度去写古人，而是站在今人的立场使用古文，那就与晚清的文学不同了。
　　
　　其实，按照李陀的理解，新文学作家中是有一批老白话作品的。这是从鸳鸯蝴蝶派作品发展而来的群落。周作人、废名那些人继承了一点余绪，到了张爱玲那里，发展得有些丰厚，带有暮色里的凝重了。在这些作家作品里，有旧时才子的腔调，古诗文的声音流转，学来了唐宋人的步履，又加之洋人的外表，遂衣带飘洒，有脱俗之气。问题是有时过于隐曲、古奥，便不被理解，很少进入文学史的话题里的。
　　
　　“五四”后的学者的文字处于新旧之间，这些人的论文与随笔，最好地表现了旧学与新学之关系。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就是这样的文体。他们的意识是新的，但作文的办法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文人体，把士大夫的趣味也含在其间。典型的是周作人，喜欢以明人的笔法为文，章法上也有他所译的希腊与日本文章的逻辑性，以主情缘志为主，东方的感觉和性灵都有，是别开新路的。
　　
　　像鲁迅这样的人，在新文化的大本营里讲的是《中国小说史略》，讲义用文言。谈对小说的感觉都是《文心雕龙》的传统，没有勃兰兑斯的笔法，连他欣赏的厨川白村的理论方式也没有，真的是士大夫的语态。他对《红楼梦》的看法，就很带诗话的意韵，连审美的态度都是东方的，绝不是洋人的样子。我觉得这个手段，是旧习气的延续，他似乎觉得，不这样表达是有问题的。后来在厦门大学讲课，写下的《汉文学史纲要》，也是沿袭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