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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作家喜欢白话小说与散文，但业余爱好的是古典文学版本的搜集与研究。这样的人可以举出许多例子。郑振铎、阿英就是这样。他们最好的文章不是小说，而是书话，专讲学问，是谈学问之乐。这些人对文坛掌故有些兴趣，文章的套路是明清间文人的题跋、尺牍一类的东西，加之一点现代理论。像俞平伯、浦江清的文字，就透着智慧与古雅的诗趣，他们的白话文背后的古典文学基础，是有相当的作用的。后来我们看姚雪垠的历史小说，写得那么博雅，也与旧的修养有关。新文学家的旧学识，有时不都有副作用，反倒增加了语体的张力。在新旧间的徘徊与选择，便把叙述的语体多样化了。这个现象很有意思。讲新文学的产生而不涉及此类话题是有问题的。 白话文的产生自然有民间口语的力量使然，可是古语与翻译语内在的碰撞也有一定的作用。这里还有个现象值得一提，那就是西学的内核与国学的思路的汇合也滋润了白话文的生长。典型的例子是陈寅恪，文章介于南学、北学之间，思想有东西方理念的杂糅，都很有特点。他的文章有古奥的一面，但今人的思想也在此奔放着，有融会贯通古今中外的气象。作家格非说读《柳如是别传》像读小说，看到了其内在之美。其实也证明了白话文是可以与古语结合产生魅力的。钱锺书的文章与书，也是如此。他们都是借了洋文和古文，把白话文的书写丰富起来。 总结那些历史，的确不像一般的教科书说的那么简单，仿佛白话文是古文的背叛。白话文是对古文的超越没有疑问，但是说白话文与古文可以没有关系，那就失之浅薄了。 语言的问题还好说，新旧之间一个重要的话题其实是旧思想究竟在新文学中占有多大位置。那些看似时髦的文人，内心是不是还有一点士大夫的东西？这是久久吸引我的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在今天，对作家来说已显得陌生。现在的文学的低俗与缺乏韵味，和远离传统的审美意识大有关系。 传统就像罂粟，远看很好，其实是有毒的，对病人或许有天大的价值，而常人久食，便进入病态。鲁迅对此很是警惕。周作人是在古书里泡得很久的人，但因为一直翻译研究希腊与日本的文化，就把古文的老气洗去，换了新的面孔。不懂西学的人浸在古文里，大约有点问题。复古与奴性的东西一旦缠身，则被世间所笑矣。 3 文体新旧的话题，自八十年代就被关注过，印象是汪曾祺最先提及，而应者寥寥。那时候人们关注的多是伦理与命运等宏大的叙事，如何表达还是一个问题么？孙犁曾经批评过一些作家文字不讲究，内在的思路和汪氏差不多，但他们的声音很快就淹没在一片嘈杂中了。 这也是新旧之变中遇到的审美的意识难题。我留意那时候的文章，只有贾平凹、阿城等少数作家带着一种古风，似乎与传统的一部分意象叠合了。汪曾祺的欣赏他们，也因和自己的心绪相似有关。在他看来，旧式语序里伸张的情感，并非都是老调子，还没有死去。 在新的白话中加一点古意，是晚清就有的。那并非游戏使然，而是时代过渡期的痕迹。新文化运动前的文人的文本，有气象者很多，我觉得在此变换之间，梁启超、苏曼殊是很值得一提的人物。 在新小说的建立中，梁启超用情颇深。他的那本《新中国未来记》虽系章回小说，而内蕴已经是现代人的了。他用了文白相间的词语，去憧憬未来的中国，的确有趣得很。笔锋是热的，散着激情，较李伯元、韩元之的笔力不差。梁启超的小说难免有说教气，读起来有生硬的感觉，但他以旧形式写新故事的尝试，多神来之笔。有时候如江河奔涌，是韩愈式的伟岸，自然也有小桥流水，宋词的委婉多少也有一些。他行文有时候并不节制，粗糙是不可免的。总还是把旧文人的酸腐气扬弃了大半。鲁迅之前，在文体上有创建者，不能不提到他。士大夫之文被现代意识所洗刷最厉害的，自他开始无疑。 比梁启超更神奇的苏曼殊，给文坛的惊喜更多，那原因是才子气更烈吧。我在一本书里看到苏曼殊的绘画，静穆得出奇，好像有佛音缭绕，看久了心也摇动。他很有才华，诗、小说、散文，都写得好。只是他的生平太苦，若不是疾病的袭扰，也许会留下许多的作品。可惜年仅三十五岁便命丧黄泉，当时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垂泪。 苏曼殊的形象在文人那里一直是消瘦的样子。因为出身奇特，又是出家人，在文坛显得别具一格。他的文字很有特点，夹杂着日文、梵文、汉语的痕迹，使表达丰富起来了。他是个混血儿，父亲系在日本经商的广东汉，母亲是温顺的日本人。这个奇特的家庭拥有两国的语境，在他那里是交叉的，以至连文字也是混血的。比如他翻译的作品，在内蕴上就旋律多种，余外之音是有的。鲁迅曾谈到其所译的拜伦的诗，很是喜欢，是影响了他自己的。我读过苏曼殊许多文章，都很感动，是才子的情缘在的。德国的汉学家顾彬说，苏曼殊是使古典小说终结的人，那是对的。他的作品已经开始摆脱旧文人的习气，大有欧人之风，感伤而痛苦，诗意里跳着爱意。比较一下契诃夫、莫泊桑的小说，他与之的距离是近的。 关于苏曼殊的翻译故事，坊间有诸多传说，印象深的是与陈独秀、章士钊同居时的争执与互动。据说他的中文水平是得到陈独秀的点化的，章士钊对其亦有影响。但翻译的经验对陈独秀、章士钊似乎没有影响，文体还是很中国的。而苏曼殊的语言则有另外的韵味了。没有翻译就没有现代文学。早期白话文章好的，都懂得一点西文的。或者说西文的翻译刺激了他们的写作。这是个大的话题，我们一时说不清楚。在谈现代作家的写作时，这个话题是绕不过去的。 我觉得苏曼殊夹着太多的谜。他与鲁迅的关系是增田涉、林辰揭示出来的。林辰生前写过许多考据文章，尤以这篇考据为佳，读了印象很深。晚清的文人中，苏曼殊的存在显得很是特别，他吸引了许多人的注意，人脉很好。似乎大家都可接受之。 苏曼殊开始写作的时候，林纾的译文已经畅销许久了。林纾自己不懂西文，却译了许多佳作，一时名震四野。但林纾太古雅，是桐城派的中坚，把汉语与西洋故事有趣地嫁接着。苏曼殊则不然，他通西文，东亚的气息亦浓，便找到了精神的人口，东西方的意蕴似乎翕合无间。他谈拜伦，谈雪莱，体贴的地方多，且妙句连连。那就没有隔的意思，似乎融会贯通了。比如《燕子龛随笔集》云： 英人诗句，以师梨最奇诡而兼流丽。尝译其《含羞草》一篇，峻洁无伦，其诗盖合中土义山、长吉而镕冶之者。曩者英吉利莲花女士以《师梨诗选》媵英领事佛莱蔗于海上，佛子持贶蔡八，蔡八移赠于余。太炎居士书其端曰：“师梨所做诗，于西方最为妍丽，尤此土有义山也。其赠者亦女子，辗转移被，为曼殊阇黎所得。或因是悬想提维，与佛弟难陀同辙，于曼殊为祸为福，未可知也。” ——《苏曼殊集》42页，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 因了阅读西文，曼殊的文字便柔软多样，和旧的士大夫不同者许多。“五四”白话文创作出现之前，他的文体，大概可以算是过渡期的代表。其小说文字，无意间也有了新的内蕴在。晚清文人欲在文章里搞出花样者大有人在。因为不懂外文则多被限制。苏曼殊后来写小说，以情为主，没有道德说教的那一套。故事的布局，作品结构，都面目一新，与西洋小说略有似处。鲁迅之前，他是重要的存在，许多新式的表达，在他那里已经萌芽了。 1916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破簪记》写下后叙，对这位朋友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余恒觉人间世，凡一事发生，无论善恶，必有其发生之理由；况为数见不鲜之事，其理由必更充足，无论善恶，均不当谓其不应该发生也。食色性也，况夫终身配偶，笃爱之情耶？人类耒出黑暗野蛮时代，个人意志之自由，迫压于社会恶习者，又何仅此？而此则其最痛切者。古今中外之说部，多为此而说也。前者，吾友曼殊，造《绛纱记》，秋桐造《双枰记》，都说明此义，余皆叙之。今曼殊造《破簪记》，复命余叙，余复作如是观，不审吾友笑余穿凿有失作者之意否耶？ ——《独秀文存•为苏曼殊〈破簪记〉作后叙》 陈独秀没有直说作者的小说的审美特点，但对其精神是赞扬的。在陈独秀看来，那是写了现代人的情欲，思想在感伤无奈之间。按陈独秀的性格，未必喜欢缠绵之作，但苏曼殊的精神在真与爱之中还是打动了他的吧。 在苏曼殊眼里，世间的文字，在文词简丽方面，梵文第一，汉文其次，欧文第三。所以他虽然喜欢浪漫诗人如拜伦、雪莱者，可是最可心的却是佛学著作。佛的高深，我们岂能及之？那是高山般的世界，后人只能仰视而已。而他的诗文小说动人的一隅，也是传达了佛音的。在清寂幽怨里淌着幻灭的影，人的渺小无奈都折射此间，真的让人动容。他写过政治性强的文章，印象均不深，不足为论。唯谈艺与小说诗文，情思万种，摇心动魄。见月落泪，听雨暗伤，此才子式的缠绵，真真可爱至极。而文词里玄奥偶存，时有佳句飘来，为晚清之独唱。章太炎、陈独秀、鲁迅对其亲近的感觉，都是有道理的。 我每读苏曼殊的文字，都有种沉潜下去的感觉，因为好似也写出了我们内心的一切。他在精神上的广和情感上的真，形成了一股旋涡，把我们带到冲荡的净地。那是佛的力量还是别的什么，我们真的一时无法说清。 不妨说这个是过渡时代的遗痕，昙花般的谢落很有点可惜。唯其时间过短，才显出意义。六朝文的时间不长，至今让人追忆，实在是个谜一样的存在。晚清的文人给我们后来的读书人的暗示，的确很多。有时候想想那时候的人与文，才知道我们今天的书写，真的是退步了。 4 士大夫文化在晚清的流变，有多条路。一是往上走，进入现代语境，鲁迅、胡适、郁达夫便是。一是往下走，和大众趣味结合起来，鸳鸯蝴蝶派的作家如此。而后者，在时隐时现中可谓命运多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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