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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精神性的角度看，21世纪的短篇小说显然在人文情怀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这自然是整个社会思潮日益开放和开明的结果。在当下，小说写作，尤其是短篇小说写作，如果缺乏丰沛的人文情怀，小说哪怕结构再精巧，也是难以行之久远的。前面所提及的小说，都离不开人文情怀的浸染。无论是揭示恶，还是张扬善，涌动在小说叙述中的都是作家滚烫的血，这是一种感天动地的人文情怀。麦家的《两位富阳姑娘》，部队在富阳招了一批兵，复审时一位姑娘被查出有问题，她的处女膜是破的，部队就像退换产品一样地把这位姑娘退回原籍。受到屈辱和冤枉的姑娘喝农药自杀了。家里人抬着尸体到县人武部讨说法。虽然这个事件终于有了一个较圆满的结局，部队答应了死者家人的要求，将死者妹妹带到部队。可是我们会发现这个圆满的结局里还缺少点什么，缺少了死者的尊严和人格。一个人的尊严和人格，本来应该是最有重量的东西，为什么它就会这么轻易地从我们的处事待人中消失呢？铁凝的《逃跑》是从同情和平等的角度切入到城乡文化冲突之中的。小说中的老宋为了生存从农村走进了城市，他在灵腔剧团看守传达，他凭着认真、肯干、乐于助人，在城市站住了脚，剧团里的人谁都认为老宋是一个善良的好人。老宋有自己的做人的原则，他恪守着传统美德，但往往与城市人的思维习惯相冲突。铁凝是怀着真诚的敬意来书写老宋这位普通农民的，在这种书写里，我们体会到了城市与农村的绝对不平等的事实。《逃跑》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道德主义，当我们看到那位被锯掉了一条腿的小老头儿竟然能“佝偻的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同一只受了伤的野兽”时，一个沉重的问题就凸显出来：我们认可的道德原则，能够保障普通农民的基本生存吗？老宋面对巨大的城市，唯有选择逃跑。迟子建的短篇小说基本上都保持着冷暖两种底色，冷色调来自她的平民性，暖色调来自她的古道热肠。因此她讲述底层故事时具有浓烈的人文情怀。《一坛猪油》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首先得承认，这篇小说的故事很精彩——虽然我一再强调短篇小说不能单纯去讲故事，但这并不是说短篇小说就不在乎讲故事，恰恰相反，故事应该是短篇小说的重要基础，而其他的因素都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长出来的。故事有一个最大的悬念，一坛猪油里面藏着一个镶着绿宝石的金戒指，这个金戒指代表了屠夫霍大眼对主人公的爱恋之心。小说到结尾才将这个悬念揭开，这是讲故事的技巧。但迟子建不仅是为了把故事讲得有吸引力，而且也转移了故事的方向。这个故事本身是一个关于暗恋的故事，迟子建却将暗恋压下不表，充分展开主人公在搬迁以后的生活遭遇。小说其实是由一系列看似琐碎的生活细节组合起来的，但关键在于迟子建讲述的方式和姿态。迟子建采用了主人公的自叙，她力图还原主人公的心理和性格，而她的姿态是一种乐观和阳光的姿态，因此她在叙述这些日常生活细节时，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和积极乐观的生活观。因此当小说最后收敛到暗恋的悬念时，暗恋也就不再是局限于两人之间的暗恋，而汇合到整个生活的热流中，作者的人文情怀也由此得到充分的表现。 不少作家是把短篇小说当成诗来写的，来自西北的郭文斌经常以他恬淡的小说把我们带到天高云淡的意境之中。民间习俗和民间节庆是郭文斌很重要的写作资源，他的短篇小说《大年》《吉祥如意》《寒衣》等看上去构思相似，但我们读起来一点也不觉得有审美疲劳，就因为他在每一篇作品中都抓住了所述对象的精髓。当现实社会中的民族节日变得越来越庸俗化和物质化时，郭文斌却带我们到一个空气清新、精神爽朗的乡野，与心无杂念的一家人去体悟节日的圣洁。中国的传统节日有着不同的来源。有的是源于原始的祭祀活动，有的是源于宗教活动，有的源于祖先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还有的是为了纪念一些重大的历史伟人和历史事件。传统节日不管是怎么产生的，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精粹，体现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所以我们在纵情欢度传统节日时，也就无形中接受了传统文化精神的洗礼。节日年复一年地进行，就在于人们在节日的仪式活动中得到精神的感召和升华。小说中的爸爸和妈妈对节日表现出的宗教般的虔诚，真的让我感动。面对无比喧嚣的社会，小说描述的世界几乎可以说是一个遥远的童话世界。也许这个遥远的童话世界就在作者的身边，就是作者生活的西北宁夏，那里天高云淡。在天高云淡的宁夏，郭文斌获得了童话般的心灵。漠月同样生活在西北，他的《湖道》是另外一种调子的诗，诗中有着西北的坚硬，又有着草一样的柔软。温亚军的《驮水的日子》是写边防线上的军旅生活的。和平年代的军人在默默奉献自己的青春，他们的日子是枯燥的，然而温亚军在这枯燥的日子里发现了诗，当然，诗意不是作者强加进去的，是从军人的内心酝酿出来的，要把枯燥的日子酝酿出诗意来，这需要多么大的忍耐力。 王祥夫曾感叹短篇小说写作的难度，他说：“短篇小说之不易写，一如一个人在桌面大小的冰面上滑花样。”这句话道出了短篇小说的真谛，在桌面大小的冰面上滑冰，看的不是速度，而是技巧，必须滑出花样来，因此，短篇小说是一种以精致见长的语言艺术。如果不是抱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去打造一件艺术品的话，恐怕是写不出好的短篇小说来的。王安忆的《发廊情话》可以说是一件精打细磨的艺术品，这真应了王祥夫的比喻，王安忆在冰面上滑花样，而且还挑选了难度系数最高的技术动作，她将两种故事元素混合在一起，纺成一条故事线，你推搡着我，我簇拥着你。一种故事元素是发廊里这一天的经历，老板、两位小姐、“她”，还有来来往往的顾客，他们的行为、交流、心态；另一种故事元素是“她”讲述的自己曾经开发廊的故事。在这里我们真正体会到语言的魅力。王安忆侍弄语言到了痴迷的程度，我估计她在写作时，各种词汇一定像小精灵般在她头脑中跳荡，她能捕捉到与生活印象最贴切的词语、节奏，于是就有了色彩，就有了情调。付秀莹是一位非常讲究叙述技巧的作家，她用短句式来叙述，无论是她有意为之，还是她的语言习惯，总之这种句式构成了她的鲜明风格，在她的小说中一以贯之。她的短句式将生活流程切割成了一个又一个场景，让我们在每一个场景面前停下来琢磨。这有点像电影中的慢镜头。在慢镜头中，我们可能会发现在快节奏中一闪而过的细微变化。付秀莹所要做的事情无非是将这些细微变化定格下来，再让我们去体会这变化中的为什么。短句式，慢思维，确实让我们发现了快节奏进行中的缝隙，让我们的思绪能够在生活的褶皱里搜寻到异常的东西。付秀莹的短叙述具有鲜明的形式感，她的小说也就提醒了我们，小说是不能不注重形式感的。事实上，形式永远是离不开内容的，二者是一种辩证关系，就像付秀莹的短叙述，非常贴切地表达了小说不一样的主题和不一样的情调。关于形式与内容的不可分割，再以盛可以的《白草地》为例。这是一篇带有强悍女性主义色彩的小说。两位受害的女性联合起来，不动声色地惩罚了玩弄她们的男人。故事装置在一个侦探故事的构架里，使得小说更加具有可读性。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男主人公的第一人称叙述，这是一种男权中心的叙述，这种叙述恰好与男人最终的落败构成了极大的反讽，而作者盛可以则站在背后露出狡黠的微笑。正因为这种特别的叙述方式，作者便丝毫不用站出来说什么，而通过故事本身就能让读者体会到作者的用意了。李锐的“家具系列”无疑是一次非常有创意的尝试，这是一种现代意义的拟人化，比如《桔槔》这一篇，他所讲述的故事看似与农具在古代的定义风马牛不相及，然而恰是这种错位构成了极大的思想张力。韩少功的《第四十三页》通过一个穿越时空的非现实的故事映射出非常现实的问题，非现实的现实，也是短篇小说经常采用的方式，它让我们享受到语言艺术的魅力，作家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也通过这种方式隐藏得十分周密。总之，好的短篇小说一定是一件以语言为材料的艺术品。 人们一定从以上关于21世纪短篇小说的具体论述中明显感觉到我的欣赏态度。我并不否认我对以上作品的肯定。这是不是一种溢美之词？似乎有一种观点，文学批评不应该表扬，必须苛刻地、毫不留情地指出作家的毛病，仿佛文学批评就是做否定性工作的。我不否认现在特别缺乏否定性的批评，而且更缺乏培育否定性批评的文化土壤。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取消文学批评的建设性。特别是我们面对短篇小说这一弱势群体时，做建设性的工作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发现作家在短篇小说中所作出的文学努力，也就是为了更好地彰显和发扬文学精神。21世纪的短篇小说虽然是弱势群体，但它是光荣的弱势群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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