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人并不了解这种砚的来龙去脉，它有怎样的身世之谜，它与本溪辽砚石有怎样的关系，它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皇宫的，凡此种种，都是人们渴望知道的。这篇小文，算是对读者的一个交待。
　　
　　松花砚产于松花江，这几乎成了普遍意识，其实并不尽然。
　　
　　《品埒端歙》一书揭开了松花砚的身世之谜。
　　
　　此书作者嵇若昕，台湾故宫博物院的权威砚石专家。此书的副书名叫“松花石砚研究”。单看它的书名和副书名就挺有趣。“埒”是等同的意思，书名就告诉你，松花砚是与端砚和歙砚比肩的中国名砚。
　　
　　该书在“松花石砚的发展史”一节中说：“松花石第一次被清圣祖命工匠琢制成砚之时间，可能在康熙28年至41年间，即西元1689年至1702年间，为康熙朝中期偏后的十多年内。总之，至迟在康熙41年10至11月间，宫中已开始琢制松花石砚”。这段话告诉我们清宫中制作松花石砚的时间，让我们知道制作松花石砚的始作俑者是康熙皇帝。
　　
　　对于松花砚的石材来源，该书在“松花石的订名、产地与石质”一节中有个故事：纪晓岚曾收藏一方绿色石砚，赠送者认为是“端溪绿石”，纪晓岚以为是“歙产”，一位姓马的老砚工却告诉他：“松花江新坑石也。松花江旧坑多颜，新坑不发墨，以其晚出，故赏鉴家多未知。”作者随后解释：此处所谓之新坑，也许即是出产桥头石之坑，因为当时人将产自东北的砚石，皆归为松花石一类。
　　
　　当时人们都把产于吉林和本溪桥头的砚石称为松花石，很多人就很难分清哪一方清宫砚是吉林松花石琢制，哪一方砚是本溪桥头石琢制。即若专家嵇若昕也只能凭经验来推断了。
　　
　　嵇若昕分析说：桥头石中的青紫云石与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松花石砚的砚盒相近；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松花石砚中的紫色石砚出自南芬桥头石；绿色石砚也应是桥头石。
　　
　　在进一步分析中，嵇若昕认为《西清砚谱》中记载的乾隆皇帝用过的一方黄绿二色交叠的松花石砚应是桥头石所产；另一方黄色石砚也是桥头石所产。她还说，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雍正朝的松花石砚的石盒，大多应是桥头石所制。
　　
　　桥头石用作松花石砚制作的情况在进一步发展。到乾隆朝时，吉林的松花石不易采得，故大量用桥头石代之。乾隆皇帝还进一步将其制作成插屏。
　　
　　对于松花石砚的材质，康熙皇帝命工匠雕琢后，取墨试磨，发现发磨效果“远胜绿端，即旧坑诸名产亦弗能出其由。”乾隆皇帝也认为松花石砚“色净绿，细腻温润，可中砚材。发墨与端溪同品，在歙坑之右”。康熙皇帝认为松花石砚材质深胜于端砚，乾隆皇帝认为材质不差于端砚，而胜过歙砚。
　　
　　俗话说，上有好之，下必胜焉。每当皇帝把自己当作宝物的松花石砚赏赐大臣时，那就是感激涕零。据记载，仅在康熙41年至57年间，共赏赐81人，其中有明珠，有吏部尚书陈廷敬等。
　　
　　后人因此评价说，松花石砚成了皇帝驾驭权臣的利器。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名动朝野，盖过了所有的名砚。
　　
　　完全由帝王倡制、皇室垄断制作清宫御砚，赢得了常人难以一亲芳泽的尊贵身份的同时也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到了道光朝以后，内忧外患困扰清政府，嘉庆皇朝以后诸帝少有闲情游心翰墨，清宫御砚渐被历史尘封。
　　
　　在时局的板荡中，特别是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深重灾难中，清宫御砚流离失所。据查，目前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有89方，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为数也在不少，经各种渠道流失日本的有200余方。台湾“故宫博物院”专家嵇若昕经对89方砚台的整理研究，撰写了《品埒端歙》一书，由此揭开了松花砚的身世之谜，才让本溪人知道，产自本溪的砚石曾被清王室制成清宫御砚珍而宝之。
　　
　　关于本溪的砚材石是如何被清朝皇帝发现，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运入皇宫的，少有资料谈到。有个传说，女真军在打仗中，总在马后挂着一块磨刀石，为的是在战后磨砺刀剑。后来康熙皇帝发现这种磨刀石的颜色很好，并以之做砚。这个传说的可信度不高。从常识推测，发迹于辽东地区的女真人，对于在明初就被作为砚材而制砚的本溪桥头石，很早就知道。迁都沈阳后，商家的商铺中售卖的本溪砚台让他们大开眼界。当女真人坐稳天下后，方知中国还有各种名贵的砚台时，他们想到了产自于家乡的本溪砚材，于是通过盛京衙门组织采掘，并将之送入皇宫，才有了清宫御砚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