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多少文学奖？

　　“茅盾文学奖”因由中国作协主办，被赋予了“国家最高文学奖”的官方色彩，是“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则为鼓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不用说各个门类的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也不用说各大刊物主办的茅台杯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单说带有“地方特色”的奖项：浙江有郁达夫文学奖、哈尔滨有“萧红文学奖”、淄博有“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山西有“赵树理文学奖”……

　　施耐庵文学奖的推出，究竟有何意义？其获奖作品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又将有何影响?

　　在“中国长篇小说之父”施耐庵的旗下，自然要推崇“叙事”的概念。

　　“叙事的概念很宽泛，涵盖长篇小说、大散文、报告文学、长篇叙事诗等跨文体作品，这就使评奖范围扩大。但是评委们的艺术观和文学倾向基本一致，侧重叙事性特点。”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丁帆说，施奖的评选回到长篇叙事的原点，强调故事性和人物性。这是长篇小说的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元素，更是雅俗共赏的焦点。作家一旦进入哲思、评论、以消解故事为前提的叙事，必然进入失败的王国。

　　文学向来以多样化的形式存在，文学奖的设置就是为了能够给各种不同的文学理想、文学价值观提供主张的平台。评论家汪政认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奖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因为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文学都有表达自己理想的公共平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施耐庵文学奖的设立，应该是从某一个方面填补了我们对于叙事文学的理想和价值表达的空白。

　　一个奖项对于文学有多大的推动？又将树立起怎样的旗帜和标杆？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尚不敢冒然判断。但是毫无疑问的是，这些奖项活跃了文学，为文学活动的场所提供了热情和文学精神，使文学在诸多平淡、疲惫的追求当中存有一种希望和生气。

　　二叙事：怎样的作品代表中国式叙事？

　　“施耐庵文学奖更强调叙事性。不仅包括虚构作品，也包括非虚构作品，不仅包括长篇小说，也包括长篇散文、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叙事诗等长篇叙事文学作品。”评论家费振钟说。中国有悠久的叙事传统，这一概念和历史写作连在一起，只有历史才可能构成叙事，历史也是通过叙事体现出来。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最杰出的作品，鲁迅评价它是“无韵之<离骚>”，这既是对《史记》历史叙事中诗性特点的总结，也是对《史记》所建立的汉语叙事传统的发现。设立这个奖，就是要恢复和重温这样的叙事传统。同时，从另一角度，费振钟指出，在中国小说的话本传统中，说话就是叙事。《三国演义》、《水浒》这些作品作为话本艺术，有中国式的叙事特点，但相对现代汉语叙事要求，传统小说受制于说话而不能充分展示叙事性，影响了汉语语言空间展开，所以，当我们把西方小说、小说观念及其评价标准拿来放到中国叙事传统情景之下对比时，如果要在这个评价体系之外，建立与之并列的中国小说的现代叙事，那么我们就不能楔入今天的长篇叙事包括小说的写作，来重新探讨汉语叙事创新的可能性。

　　“这个奖的设立，将会有助于考察中国目前长篇叙事文学的创作状况，并在这个领域起到重要作用。按照这个奖的评奖周期，评奖的结果显然是对两年间汉语叙事文学创作的检阅，哪些叙事文学作品走在前面，哪些叙事文学还不尽如人意。”汪政说，施耐庵长篇文学叙事奖从理念、标准、评奖范围、实施主体、评奖程序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是具有探索性的文学评奖，其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富于悬念和影响力的叙事行为。

　　20世纪80年代开始，先锋文学对中国叙事曾经有较大的推进，但是当下中国小说缺乏新的活力。在这样隐私化的时代，文学的叙事新的生长点在哪里，以什么跟影视的叙事抗衡，作家们在这方面缺乏独立的思考。汪政指出，即便是茅奖的评选中，很多作品缺陷也在于叙事缺乏内在的动力，叙事与文字脱离，缺乏文化的内涵。“不是说施奖要评古典话本、向市民小说看齐，而是彰显叙事小说，与网络链接派生出的叙事区别开来。这是一种面向未来、面向可能和虚无的探索。”汪政并不否认施奖在设想初期的“野心”：想在评奖主体上有海外的研究人员进入，打破文体界限，关注现实社会，放眼全球华语写作。“内地经过革命‘革’掉的品质碎片一样散落在海外，通过评奖把这些品质回收、整合，海外和华文共同对话，可以更便捷地吸收其它语种的新知。假如说评选不理想的话，也将对汉语写作形成号召和引领作用。”

　　评论家南帆指出，长篇小说叙事的艺术含量是比较差的。一些小说作家的心智在中短篇创作发挥上比较适合，却不足以承担长篇小说中大的命题，很少有人愿意花十年去写一部长篇，总的来说，长篇叙事能力相对薄弱。

　　“我认为西方的文学作品写得精干，人物情节集中，内在性冲突处理得好。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西方作品的变化是内心的变化，我认为对外部世界的揭示是通过对内心的揭示体现的。”陈晓明说，这方面中国小说的表现有所欠缺。但他对文学怀有感情，即便抱残守缺，也仍然以文学之心，保持着对文学的理想。

　　三非虚构：不仅仅是立此存照

　　2010年5月，北京举行“在场主义散文奖”新闻发布会。

　　同年10月，《人民文学》杂志设置“非虚构”专栏，吁请海内作家和写作者，走出书斋，走向现场，探索田野和都市，以行动介入生活，以写作见证时代。

　　如今，施耐庵文学奖又单独列出“非虚构”奖项，说明什么？是为小说家想象力逐渐丧失另寻出路，还是中国现实亟需这样一种文学的表达方式？

　　南帆认为，之所以设置“非虚构”，从大的方面理解，似乎压制了一点想象的因素，更多地介入现实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人们的生活发生急剧变化，作家在房间里想象是不能理解生活的，需要更多的现实精神。他说，无论什么评奖，应做到几个底线：一是有追求，二是公信力。各种奖都有自己的主张，但不可能面面俱到，公正和追求最重要。

　　同济大学原中文系主任王鸿生表示，对读者来讲，希望在各种矛盾冲突中寻找一种更真实可信的理解世界的途径，非虚构恰恰能满足这一需求。揭示世界的复杂性是非虚构的动力之一，其二还有立此存照的意义。历史所经历的这一切，哪怕无法用更艺术的方式营构，或用更多的美学手段经营成艺术作品，那么先记录下来，也会是一种创作动力。

　　作为叙事的分支，非虚构和虚构的划分很科学，不带有题材的限制性。陈建功认为，当下的小说似乎被影视取代了，故事都是电视人在讲。小说能否发挥自身功能，能否干涉读者心灵？面对社会存在的大量问题，所谓非虚构作家，体察民情、反映问题、呼呼社会改造，可以为报告文学开拓更广阔的道路，推动社会前进。

　　四评选：如何体现汉语韵味和本土经验？

　　在评审现场，王鸿生郑重其事地重读了评审标准：

　　参评作品要求充分展示和彰显汉语的艺术韵味，注重中国的本土经验和文化；突出对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世界的多方位、多层次的表达，同时鼓励对汉语叙事方式的探索和创新，拓展汉语叙事创作的广阔空间。

　　他的重复引起在场评委和记者的笑声。他正色道：“评委主任读是宣布，我是学习。”

　　王鸿生的强调，其实是所有评委也加了着重号的。在王鸿生看来，叙事的概念包括三个层面，叙述的方式，叙事的行为，叙事的特质。他更看重作品在处理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的方式上提供了怎样的新意。他原来一直觉得，一百多年来，当代中国的故事很难讲述，要能驾驭中国经验的叙述是有挑战性的。他认为，80年代写中国经验的时候，个体经验缺席；到了90年代个人化写作后，个人经验在场，国家经验又被屏蔽掉。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作家都有雄心，希望通过个人或村庄的命运，透视中国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个人和历史分离的情况得到了克服。仍然让人不满足的是，文学叙事中间的语言，应该是多纬度的，语言内部应具有张力和复杂性。在这个层面上，中国长篇小说的整体素质还有待提高。另外，他还表示，一部作品的空间，所包容的内涵，是否经得起反复的解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在文学史上能提供新的价值，也是他考虑的。

　　9月中旬，经过两轮初评委的投票，20部作品入围施耐庵文学奖。除毕飞宇的《推拿》因时间不在评选范围，刚刚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其余4部作品，皆囊括其中。

　　一方面，表明了评委的审美取向和学术水准；另一方面，也带来善意的质疑：施耐庵文学奖，有必要重复已得到认可的茅奖作品吗？若有意舍弃，是否有失公允？

　　好的故事必然是好的叙事，但好的叙事不等同于好的故事。施奖的评选更侧重于作品在叙事方面的创新。费振钟说，“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国小说需要认认真真来讨论。必须克服传统中讲故事就是叙事的观念，而要更多地从叙事学的意义上来要求故事，如果作为文学叙事，要通过叙述在故事中生成新的意义，文学要追求这个意义。”

　　五争议：学院派评委怎样评出民间意味的作品？

　　其实，自设立施奖以来，各种声音就伴随左右。包括被称为“学院派”的评委，如何能评出有大众化、通俗化趋向的施奖作品。

　　矛盾就在这里。施耐庵的《水浒》是民间的，评委却是学院的。

　　听到这一质疑，陈晓明立即反问：“今天的社会，有谁能脱离学院？”更多阅读的公众，所有搞大众文学的都是传统文学出身，具有传统文学的品质和意蕴，如果离开了这些，大众文学都不存在，只能叫读物。陈晓明在评审会议上为了强调施奖的“学院性”，直接建议在下届评奖前设立施耐庵文学艺术研究院，用它代替目前的组委会，使施耐庵文学奖更规范化、学术化。

　　而陈建功初接施耐庵文学奖评委聘任的第一反应，是该奖所评作品应该具有更多的民间气息，类似金庸的作品似乎才更贴近这一奖项。但是后来细细一想：不可能按话本方式评价当代小说。“施奖的追求是对的，要在汉语文化叙事上增加其魅力，慢慢地评下来，再逐渐思考当代小说叙事中的根本问题。这样的评奖倒也为中国当代小说找出了一条出路。”陈建功直言，如果说当代诗歌面临崩溃的边缘，那么长篇小说照目前这种状况写下去也存在很大问题，比如哲理化应如何渗透在小说里。

　　严格按评奖要求追求汉语言文化的创新，对推进当代汉语文学的发展有好处。小说创作在汉语文学的拓展中，除了吸取西方小说、古典文学的优点，还应从民间叙述和民间语言中吸取魅力，如果长篇小说叙事没有魅力，不能叫好的小说。“施奖设立的目标，就是为长篇小说叙事打开一个窗口。”陈建功说，小说语言来源多处，有的来源于中国古代文化，有的来源于外国翻译作品，有的完全来自民间，好的语言是把三者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们的实践跟不上，施奖的评选，肯定一些在语言艺术探索不错的作品，也是为了表达对语言的追求，至于哪些作品达到炉火纯青地步，目前只能表现一种趋势。

　　还有一种声音以为，一个县级市办这样一个文学大奖，有哗众取宠之嫌，并质疑地方上设置一个全球奖，是否具备资格。

　　“一个人都可以评奖，不用说地方。设立施耐庵文学奖本身就意味着超越了地方观念。”费振钟说，仅从提名委员会的构成来看，施奖早已超越了地方性。《水浒》写作的背景和人物，以及作为话本小说最初的受众范围，可能是民间性的，但施奖不会仅仅从民间性出发，而是会超出这个概念。接下来，如果成立施耐庵文学艺术研究院，施奖无疑会在更高的文学轨道上运行。无论如何，评奖的目的不单单为满足某种特定需求，还是要服从于更高的文学理想。

　　我们的作家是否通过汉语语言开拓叙事空间，是否能将中国叙事和西方叙事结合起来，找到新的生长点？

　　丁帆认为，文学作品应该是一种好的教科书，是应该能影响大众的。这才是文学功能的放大。他进一步解释，故事性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故事性，比如《新水浒》的改编，故事性就融入了二次创作，这种二次创作的方法对小说的推进是通过影视媒介表现出来，融入了现代性观念。就小说而言，情节和细节是故事性的重要元素。

　　六建议：地方文学奖何以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自古以来，兴化文风昌盛，在文化艺术的许多方面都出现了很多大家，如施耐庵、宗臣、李鱓、郑板桥、刘熙载等；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兴化涌现出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毕飞宇、费振钟、王干、顾保孜、朱辉、庞余亮、顾坚、刘仁前以及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创造了文学领域的“兴化现象”。但是如果没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地方写作会受到局限；不能充分认识于地方写作的意义，写作就会缺乏支撑。如何处理地方经验，具备更开阔的视野，是兴化的写作者们应该引起重视的。而兴化籍作家特别奖的设置，以一种激励的机制，为兴化作家们营造了浓郁的文学氛围和风气。

　　那么，作为地方承办这样一个具有开放性视野和胸怀的奖项，如何才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怎样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地方奖重要性在于坚持，如果不坚持一点意义都没有。评奖只是一个版块，可以在这个平台上，以施奖为动力，带动我们去做好多事情。比如研讨、课题，比如跟作家对话和签约。我最担心的是，权威性是时间来支撑的，时间长了，自然有权威性。”汪政提出，在评选上，提名范围可以更广些，把优秀的作品选出来。评出作品之后，对这个奖的研究、评出作品后引发的学术问题，以及对获奖作品的深度阐发、探讨创作中的问题都要跟上。

　　由兴化市来办这个奖，由地方党委政府，而不是由专业的文学机构来办这个奖是有其意义的。它体现了一个地方的党委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对文化的重视。它使得地方党委政府对文学的重视、对文化的重视落到实处。汪政表示，同时，施耐庵长篇叙事文学奖对兴化的文学创作肯定会起到推动作用。一个大型文学奖办在地方，对当地的文学写作者显然是一种呼唤，而对地方写作者而言，也存着一份希望和期待。这个奖从提名委员会到评委会，云集了全国著名的出版人、编辑家、作家、批评家，他们代表了中国文学的眼光，他们将通过这个奖表达自己的立场与观念。这对于兴化的文化与文学、对兴化的作者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资源，是一次难得的文学对话的机会。希望在现在或不久的将来，我们能够再有像《水浒》那样的鸿篇巨制，来证明汉语叙事文学，特别是中国叙事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