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深化：如何施奖成为中国文学发展的推手？

　　“这次评奖是有特色的，评委们对有艺术特色和扩充汉语表达能力的作品表达了极大的关注，更重视文学作品本身的贡献。”陈建功对于此次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结果表示满意。

　　同时，他也注意到，在长篇小说中叙事和现实结合得紧的作品不多，对网络中受关注的作品吸收得不够。当代作者对于生活的认识停留在社会学层面，没有挖掘出人的残缺性和复杂性。他说，各地的作者有这样的弱点，对人的认识需要深化，艺术表现上缺乏更独特奇兀的可能性，没有在生活的原生态中发掘自己独特的艺术表现。其实生活中有很多暗示，但作家们没有深入思考，也没有着重发掘中国语言的魅力。

　　“传记类是大门类，首届施奖的评选，忽略这个门类了。”丁帆的看法代表了很多评委的意见。以后的评选，无疑将在初选名单中增加传记文学和港台文学的研究专家。另外，如果能通过评奖激活叙事诗等门类，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据悉，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在某网站进行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有38％的网民对于获奖作品“一部也没有读过”。而据媒体报道，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公布后，从新浪微博投票活动和部分书店的销售情况看，《一句顶一万句》遥遥领先。书业人士表示，纯文学类图书因为消解了作品本身的“普及性”，所以“少人问津”。

　　诺贝尔文学奖为获奖作家所带来的奖金外，世界性的声誉、被翻译到数十国家出版的作品乃至世界文学史的地位……均非茅奖所能企及。虽然目前为止，茅奖仍是能够推动图书销售的最大动力，但是当年《平凡的世界》、《白鹿原》因获茅奖销量过百万的辉煌不再。

　　再回到施耐庵的《水浒》。据不完全统计，自明嘉靖始，迄今《水浒传》在国内的各种版本有53种。在国外流传也很广，朝鲜、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意大利、法国、俄罗斯、匈牙利、捷克、罗马尼亚等国都有《水浒传》的译本，美国的译本有《水浒传》、《水浒传选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水浒传词汇》、《野猪林》等，而仅日本的译本，多达20多种。

　　茅奖如此，施奖何为？中国文学究竟应从施耐庵文学奖的评选中获取怎样有益的启示？

　　“施耐庵的特点是从民间吸收了很多营养，和老百姓对应交揉得比较好，这是那个时代特殊的表达方式。如今，小说和勾栏瓦舍交流的时代过去了，现代派在这方面做得最好的，不是小说而是话剧，话剧必须把现代艺术和群众勾连得比较紧，才能把观众吸引到剧场。小说如何在当代为读者接受，施耐庵的经验还没有人总结过。”陈建功说，为什么选这一部作品而非那一部，对中国文学有什么作用，评委讨论的过程其实是对当今文学思考的过程，是向全民普及文学的过程。真正的好作家不是奖出来的，但任何奖项的评选都会对后来的写作者有引导性、倡导性的作用。所以，在施奖评选的同时，应该加强理论的批评和引导，加强读者的沟通和引导，专家应把对于文学的思考变成评奖的原则，通过评奖推动中国文学的发展。（本报记者舒晋瑜）

　　“我在场”（现场素描）

　　《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9日19版）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曾在主持郁达夫文学奖时提出，要想完全公开评奖，就要设立记者席，让记者朋友来旁听。

　　大概现在受邀担任首届施耐庵文学奖评委主席的陈建功本人也没有料到，这一想法很快在他主持施耐庵文学奖的评审上得以实现。

　　在10月3日至5日举办的施耐庵文学奖评审现场，除了评审委员，“记者席”赫然在目。

　　尽管第八届茅奖实行了实名制评选，但其评审过程依然是关门评选、此后又闭门颁奖；更不用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其评委投票情况至少要封存50年。即便是打着“在场主义”的刚刚落下帷幕的“在场主义散文奖”的评选，也不见得具有这种魄力。

　　茅奖的实名制评选，在评委们看来是非常“得罪人”的事情；而此次施奖的评选，不仅设置了50余人的初评委，且投票完全公开，并将历次评选结果也当即公诸于众。

　　施耐庵文学奖，不仅仅是坦荡的勇气和独立的精神，她以开阔的胸怀接纳海内外的作品，并相信以学术水准和良心为前提的公正评选，能够经得起各界的评判和时间的考验。

　　10月5日，首届“惠生·施耐庵文学奖”获奖作品揭晓。贾平凹的《古炉》、阎连科的《我与父辈》、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海外作品)、宁肯的《天·藏》等4部作品获奖。兴化籍作家顾坚的《青果》和谷怀的《南瓜花》获特别奖。

　　作为在场的媒体之一，本报记者见证了这一国际性大奖的终评始末。

　　我们看到了评论家对于每位作家的小说风格如数家珍般的评述，也看到了他们指出作品缺憾时的尖锐。即便是面对享誉全国的知名作家，他们也毫不留情的批评以及自我批评，那种坦荡和之于学术的公正无私更令人感动。

　　陈晓明较为推崇《古炉》与《河岸》。他说，进入终评的20部作品，各有千秋。其中的《古炉》，是贾平凹作品中相当有份量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古炉》显得内涵更为丰富。他坦率地承认当年《废都》出版后很多人，包括他本人也参与了对《废都》的批判，并分析是因为当时处在中国文化的变异中，大家都带有很强烈的介入感。在那样的情况下，对《废都》的批判其实不是个人的错误，有些批判是被放大的。

　　陈晓明说“作为批评家不是一贯正确的，应该历史地看待，不同历史时期应反思我们的批评。《古炉》出现后，贾平凹的艺术有令人惊叹的表现，他的汉语写作随心所欲，朴实得看不到方法论，看不到主体的叙述，做得那么自然和浑厚。这一点，《古炉》超过《秦腔》。”

　　丁帆曾评价《河岸》是半部《阿Q正传》，但此时仍愿意投苏童一票。他称自己对苏童《河岸》的批评是高位批评。无论从小说语言、细节和故事来说，《河岸》其实是占上位的。陈晓明也提到《河岸》出版后，很多人认为苏童的叙述没有超过当年。对此他认为，很多时候我们对作家过于苛求，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一个作家在本质上，一直是写一本书、在写一种作品，即使风格变异。

　　在评选中，施耐庵文学奖的评选标准以及题材的丰富性，不断被评委们反复提及。王鸿生注意到的是宁肯沉浸于精神层面的汉语创作，而汪政等评论家更主张鼓励对汉语叙事的探索和创新，在这样一个具体的框架和艺术水准上，推出《天·藏》这样的作品能够表明施耐庵文学奖的标准。

　　作为施耐庵文学奖的发起人之一，费振钟的眼光同样始终紧盯着“叙事”，他从细节上体察《古炉》的表现，认为贾平凹的叙事不依赖于故事框架，所有的细节连接成饱满的叙事。在汉语小说的空间如何创造上，贾平凹提供了新鲜的经验。此外，《天·藏》更具备现代叙事的品格。既有中国传统意义的叙事，又具有先锋意义。《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则体现了叙事空间的多层次。而在叙事的时间性上，《农历》因神话、说唱、民谣等形式的丰富，也具备更高层次的叙事意义。同时，他也看重《少年张冲六章》比较幽默的反讽性的叙事，看重杨争光略显单薄但极具现实感的批判性。

　　很多评论家与参评作家素昧平生，评论家之间纯粹独立评选，互不干涉。也因此，评审会上出现了完全相左的意见乃至交锋。

　　陈建功、王鸿生等评委比较喜欢梁鸿作为青年作家关注中国农村生活的现实批判意识，肯定她不仅关注农村和农民的现状，还提出了“我们应该怎么办”的问题；而南帆等评论家则觉得这部作品在表现当代农村问题上仍显单薄。曾经以阎连科的作品为蓝本进行学术研究的梁鸿，在与阎连科的实力较量中，在文学品质与厚重感以及语言成熟度上败北。

　　“《农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叙述比较典型，但是在阅读的时候，会让人不断地反问:有这样的乡村吗？”评委们对《农历》的温馨与诗意表达了不同意见。中国农村的乡土文化亲情正在遭受最大的破坏，而《农历》的语言温暖安祥，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学，甚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

　　三轮投票，一次比一次接近答案，也一次比一次更为紧张。所有的目光集中在记票人手中的笔上，似乎眨一下眼睛都怕错过关键的一票。除了公布票数的声音，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笔落纸尖的磨擦声，静得能听见彼此呼吸的声音，等待统计结果的时间，因焦急而变得漫长，各评委屏声凝气，暗自揣摩与自己的评选结果是否一致。

　　而当结果公布，在场的所有人，会心一笑，掌声四起。